本來，我和路遙沒有多少交集的。1988年暮春，我從故鄉(xiāng)岐山縣走進了西安市建國路71號陜西省作家協(xié)會。當時，我只是借調(diào)到省作協(xié)，在雜志社打工。從農(nóng)村突然來到這個陌生而喧囂的城市，我免不了有自卑感，因此，和省作協(xié)體制內(nèi)的編輯、作家們大都不來往，不交流。在作協(xié)大院里，偶爾碰見路遙，也只是相互打一聲招呼，擦肩而過。

　　那年九月，路遙的弟弟王天樂來到了作家協(xié)會。王天樂和我一樣，考進了西北大學中文系作家班。王天樂住在路遙的工作室里，而我借住在《延河》雜志編輯王觀勝的辦公室。陳忠實老師在他的文章中將王觀勝的辦公室命名為“半間屋”，我能住進“半間屋”已經(jīng)很滿足了。每天清早，我和王天樂一同騎上自行車去西北大學上課，下午上完課，我們一同回到省作家協(xié)會。王天樂和我一樣，在農(nóng)村吃了不少苦。他說，他家那兩眼石頭砌的窯洞的石頭是他一塊一塊從山里頭背下來的。脊背的皮都磨破了，血淋淋的，結(jié)了痂，痂未落，又背。他中學畢業(yè)后，由路遙出面協(xié)調(diào)，在銅川煤礦當了一名挖煤的工人。《平凡的世界》里打工背石頭的孫少平，下窯挖煤的孫少平，就是依照王天樂為原型塑造的。我和王天樂相處得比較好，從王天樂口中知道了一些路遙的人生際遇。

　　1988年秋天，路遙已經(jīng)完成了三卷本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作品在雜志上的發(fā)表和出版并不順暢�！镀椒驳氖澜纭返谝徊棵媸篮�，沒有得到預期的好評。路遙很自信，依然按照他原有的思路奮筆疾書，可是，他難免焦慮。路遙不是喜怒于色之人，讀者和評論家的反響看似沒有影響他的心態(tài)。一個成熟的男人，成熟的作家，是不會被他人左右自己的情緒的，路遙有堅定的信念，有他自己對文學的理解。最終，他付出了牛馬般的勞動，完成了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　　1988年秋天的路遙，在休養(yǎng)生息中，也在等待中，等待《平凡的世界》贏得鮮花和掌聲，他因此也有時間和我們聊天。他給我和王天樂描繪著作家協(xié)會的未來。他說，他要辦一份文學報，要再辦一個大型的文學雜志，要擴大專業(yè)作家隊伍(當時，省作協(xié)有十個專業(yè)作家)。路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，也可以說，他是有野心的；如果他沒有野心，就寫不出《人生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。有一天晚上，在路遙的寫作室，我和路遙、王天樂以及《延河》雜志的編輯姚逸仙聊到了凌晨一點多。聊到興奮處，姚逸仙回家提來了一瓶城固特曲，端了一碗他腌的蘿卜片。我們四個人，一人拿一片腌蘿卜片，吃著蘿卜片，喝著白酒，繼續(xù)閑聊。那時候，我們都不知道路遙有肝病，也不知道，路遙是否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。我們都端著茶杯喝酒。路遙一張嘴，就是一大口，他喝得很坦然，很豪邁。他對我呡酒的樣子很不屑。他說，關(guān)中人就是不行，陜北人扛著梯子串門子，關(guān)中人誰敢。路遙說的是實情，關(guān)中的小伙子再膽大，也不敢為一個女人而如此冒險。路遙所說的串門子就是約會。夜深人靜，小伙子扛著木梯，到了相好家的院門前，搭著木梯，上了土墻，翻墻進院，和相好的行云雨之歡。路遙觀察到的是關(guān)中和陜北的文化差異，也是關(guān)中人和陜北人性格的不同之處。就拿我們岐山人來說，干任何事之前，先要估摸后果，鐮刀提在手里，還沒有割一把麥子，先要邁開步子量一下，有幾畝幾分，能不能割完。而陜北人只要想干就出手，路遙筆下的高加林、孫少安、孫少平都是這樣的人。干任何事，他們心中只有目標，而不盤算過程。

　　大多時候，我們和路遙相聚在“半間屋”。路遙進來的時候，衣服口袋的左右兩邊分別裝一包“紅塔山”。那時候，“紅塔山”是最高檔的香煙之一，大多數(shù)煙民是抽不起的，而路遙只抽“紅塔山”。說起抽煙，王天樂曾經(jīng)在我面前抱怨過，他說，路遙沒有煙抽，就叫他去買，路遙從來沒有問過買煙的錢是從哪里來的。王天樂說，他為路遙買煙，借來的錢有好幾千塊。每天晚上，路遙聊到凌晨兩三點，才走出“半間屋”。路遙已經(jīng)養(yǎng)成了“早晨從中午開始”的習慣，即使他不寫作，晚上也不按時入睡。

　　“半間屋”只有十多個平方，路遙和《延河》副主編董得理及王觀勝他們幾個常常坐在凳子上或床沿上，我無處可坐，只能窩在床上的一個角落里。我一句話不說，聽路遙他們聊文學，聊文壇趣事。路遙的話題是柳青，是肖洛霍夫的《靜靜的頓河》，是司湯達的《紅與黑》，是雨果的《九三年》。從路遙的話語中可以聽得出，他精讀的是柳青的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，關(guān)注的是俄蘇文學。上世紀80年代初，正當大量歐美文學和南美作家的作品翻譯介紹到國內(nèi)的時候，路遙開始了《平凡的世界》的構(gòu)思、準備。因為是創(chuàng)作長篇巨著，他不可能同時兼顧閱讀，所以他對歐美現(xiàn)代主義作品閱讀得并不多。有人將閑聊的話題引到陜西文學界，談論某個作家時，路遙只是大口地抽煙，他偶爾來一個細節(jié)，雖不動聲色，其語言之精道、幽默，令我們捧腹大笑。我覺得，路遙閑聊時的語言，比小說中的語言更有力度，更有色彩。

　　路遙在正式場合談文學、談創(chuàng)作，我一次也沒聽過。有一年，北京的“文講所”在省作協(xié)辦公樓舉辦講座，路遙是主講。他走出會場后，給我和王天樂說，寫作有甚(啥)好講的？寫作就是埋下頭寫。小說是寫出來的，不是講出來的。路遙和我們聊天時，語速不緊不慢，每句話隨口而出，生動刻薄，尖銳深刻，閃爍著思想的火花。有一次，他說到了陜北的農(nóng)民，說到了他的叔父，他說著說著，露出了憨憨的一笑，他的笑意味深長，有譏諷、有惋惜，也有同情。他對叔父的情感就在他的憨笑中。路遙說，叔父穿的開花棉襖，喝的稀溜溜的小米粥，卻操心著國家大事。他說，他的叔父費心勞神，在院墻上做了一塊小黑板，小黑板上寫著中國女排和外國女排比賽的成績，每天要更新小黑板的內(nèi)容，記錄從《新聞聯(lián)播》上聽到的國內(nèi)國外的新聞。路遙說起他的父親，也是這種口氣。他的父親不知為什么，砍了生產(chǎn)隊里的幾棵樹，被當?shù)嘏沙鏊�叫去了。當�(shù)卣�府將電話打給了路遙，路遙當即回了陜北。同樣，路遙一聲憨笑，他說，他的父親以為，路遙在省城里當上了省長，甚(什么)事都敢干，甚(什么)話都敢說。有那么一會兒，路遙一句話也不說，只是抽煙。他抽煙的時候，不是那種低下頭沉思的樣子，而是抬起頭，仰著臉，好像透過眼前飄動的煙，能看見什么景象。

　　路遙對政治很敏感，他關(guān)注政治，研究政治。政治關(guān)乎民生，政治是文學作品不可回避的內(nèi)容。為了寫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路遙翻看了1975年至1985年的《人民日報》，對每一天發(fā)生的事，他都不放過。國內(nèi)外每天發(fā)生的大事小事撞擊著他。從小事中，從細節(jié)中，路遙對局勢的發(fā)展能做出自己的判斷。路遙去世后，有人嘆息：路遙不只是一個好作家，他如果活著，做一個省長，其能力綽綽有余。

　　一天午后，我和路遙、王天樂在作協(xié)前院的水池旁邊閑聊，我們站在水池欄桿的跟前，路遙雙臂抱胸，突然陷入了沉思，不知他在想什么。這時候，從作家協(xié)會大門里進來了一個女孩兒，女孩兒二十二三歲，個頭不高，一張白皙的圓臉。她走到路遙跟前說：“老師，您知道路遙老師住在哪里？”路遙只一瞥，沒答聲。女孩兒又問了一遍，路遙說，你進去問吧。女孩兒徑直朝辦公樓走去了。路遙給王天樂說，出去走走。兄弟倆走后，我回到了三樓的辦公室，心想，路遙為什么不理那個女孩兒？那時候，我的愛人在作協(xié)的門房搞收發(fā)，有一天，來了一個操外地口音的人，他大約五十歲上下，擔一副筐擔，筐子的一頭是被子和衣物，另一頭是鍋碗。我的愛人攔住他，問他找誰。他說，不找誰，他要到省作協(xié)來當專業(yè)作家。他不知道專業(yè)作家不是誰都可以當?shù)�。我的愛人給他解釋了半天，他也聽不進去。我這才明白了，不是路遙不愿意搭理文學愛好者。那時候，作家協(xié)會的大門是敞開的，每天都有業(yè)余作者或文學愛好者到作家協(xié)會來，找編輯，找名作家。像這種挑筐擔的“文學癡”不是一個兩個。你一旦接待了那樣的文學愛好者，一整天，他會和你糾纏不清。路遙作為名人，有名人的煩惱，并非是他傲慢，不屑和業(yè)余作者交談。

　　當時，省作協(xié)成立了勞動服務公司。勞動服務公司將作協(xié)辦公樓一樓的一個衛(wèi)生間改建為洗澡間。一天午后，我從三樓下來，想去洗個澡。進了一樓衛(wèi)生間，我沒有聽見水響聲，以為洗澡間沒有人，一把拉開了門。我沒有料到，路遙在里面。他正在給身上打香皂。我倆對視，使我很尷尬。本來，還想說一句抱歉之類的話，但我明顯感覺到路遙在瞪我，我趕緊拉上了門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回到辦公室，我想，路遙為什么要給我投來那樣的眼神？——1990年的路遙，已經(jīng)有了病態(tài)的體形，肚子大了，腰板很難挺直了。路遙不會為他并不美的體形自卑，這不是他的性格。他的眼神表述的也許是對我的做法的不滿——沒有敲門，就進了門；無論走到哪里，先敲門再推門，這是最基本的文明素養(yǎng)。我確實不該如此冒犯他的私人空間。

　　路遙住在作家協(xié)會后院家屬樓的三樓。我只去過他家里一次。我是和王天樂一同去的。走進客廳，茶幾上攤滿了紅棗。紅棗不知放了多長時間，蔫了，皺了，上面浮著一層清晰可辨的塵埃，散發(fā)著甜而帶酸的淡淡的味道。我和王天樂都沒有坐。王天樂說，你看你，把日子過成甚(啥)了？路遙的妻子林達沒有在家。我能感覺到，路遙的家里缺少煙火氣，缺少生活氣息。我只聽說過全身心投入寫作的路遙，有時候吃飯只用一塊蒸饃一根大蔥將就著，沒有想到，一進他的家，會給人如此冷冷清清的感覺。

　　大約是在1990年秋天，有一天，吃中午飯的時候，路遙來找我。我一看，他右手提一個塑料袋子，袋子里有一個搪瓷碗。路遙問我，積岐，你知道建國路附近哪里有岐山面館？我說建國路頂頭的尚勤路上有一家，是鳳翔人開的岐山面館，我吃過幾次，味道還不錯。路遙又問，遠不遠？我說，在商業(yè)醫(yī)院北隔壁，很近的。路遙說，路遠要吃岐山面，我去給她買一碗。我知道，路遙特別愛他的女兒路遠。他曾給人說，他要從小培養(yǎng)女兒的貴族意識，要讓女兒成大才。我說，我還沒有吃中午飯，咱們一塊兒去吃。于是，我和路遙來到了叫做“正大岐山面”的飯店。我和路遙每人吃了一碗。吃完，路遙給女兒帶了一碗。路遙去付款時，知道我已經(jīng)付過。他說，積岐，你可不要這樣，我咋能吃你的？我說，就幾塊錢，誰付都一樣。路遙說，可不是幾塊錢的事�；厝サ臅r候，路遙并沒有用塑料袋子提飯碗，他擔心臊子面湯灑出來，右手端著飯碗，左手用塑料袋子遮蓋著飯碗，一副很小心的樣子。他對女兒的疼愛，就在那一端一護的雙手上。第二天吃中午飯時節(jié)，路遙又叫我去正大岐山面館吃面。路遙已經(jīng)知道了飯店的位置，他要吃面，是不必叫我一同去的。后來的事證明了，他這次叫我去吃面，是刻意為之。吃畢，我又去付款，路遙攔住了我。路遙說，積岐，你可不要這樣。你今天付了款，我回去嘴就爛了。接著，他就把飯錢付了。我這才明白，路遙又叫我吃面，是為了付款。固然，幾塊錢是小事，可這幾塊錢里映現(xiàn)著路遙的品質(zhì)。

　　路遙的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一次被拍為14集電視劇，在中央臺播出。也許，由于播出的時間在晚上九點以后，比較晚，收視率并不高。有一天，路遙把我和姚逸仙叫到一塊兒，說，給你們一個任務。他叫我們分別以干部、工人、教師、學生、農(nóng)民的名義給中央電視臺寫信，強烈要求中央電視臺在晚上黃金時間播出《平凡的世界》。這看起來是一件小事，做起來卻并不容易。因為，要顯得真實，不僅要用不同的筆跡，還要用不同的口吻來寫，這和虛構(gòu)小說差不多。我換了三種筆：圓珠筆、藍墨水的鋼筆和黑墨水的鋼筆。我寫了大半天，才寫了十幾封信�，F(xiàn)在想來，路遙似乎預感到自己生命的限度，他似乎被生命追趕著，希望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功，并享受這成功的榮譽。為了文學，路遙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。如果他不這樣做，就不是路遙。

　　我最后一次看見路遙，是在1992年夏天的一天。我正在向作協(xié)后院走，路遙背著一個包兒，從后院出來了。他走起路來，腳板抬得很低，步子邁得不大，顯得有點沉，身子左右有點晃。我問他去哪里？他說回陜北。我回頭一看，他的背明顯駝了。他走路的姿勢和四十三歲的年齡難以匹配。他回延安沒多久，就病倒了，再也沒有回到建國路71號。

　　在我讀到的有關(guān)路遙的文章中,有人將路遙作為“陜軍東征”中的一員主將來論述。其實，路遙和“陜軍東征”沒半毛錢關(guān)系。 1993年，陜西的幾個作家在同一年出版了幾部長篇小說，也許，這只是巧合。在《光明日報》的一篇文章中，將這一現(xiàn)象概括為“陜軍東征”。而路遙1992年11月17日就去世了。陳忠實活著的時候說過，什么“陜軍東征”？文學創(chuàng)作不是上戰(zhàn)場，你去征誰？你能把誰征服？如果路遙在世，也許會對“陜軍東征”提出質(zhì)疑的。在中外文學史上，流派紛爭是很正常的事，但從沒有哪個流派提出要征服誰，戰(zhàn)勝誰。當時，有人提出“陜軍東征”這一概念，只是把陜西作家的幾部長篇小說捆綁在一起，為陜西作家集體亮相中國文壇而喝彩，并非為陜西作家的作品本身作定論。后來，有作家和評論家不斷為“陜軍東征”抱薪加柴，好像“陜軍東征”真地征服了中國文學界。坦誠地說，這幾部“東征”作品參差不齊，仍被人說道的，大概也只有《白鹿原》《廢都》了。

　　對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，我讀得很少，而路遙的《人生》我是仔細讀過的。1982年，路遙在《收獲》雜志發(fā)表《人生》的時候，我還沒開始寫作。拿到《人生》，我迫不及待地讀了一遍，當時感到《人生》很震撼。最近，我又讀了一遍《人生》。在《人生》中，路遙寫出了農(nóng)村青年高加林性格的復雜性，寫出了他奮斗人生的煎熬和痛苦。高加林的勵志其實是追求個人的成功，實現(xiàn)其野心。強烈的功利追求，使高加林在奮斗過程中忽略了道德追求和人格修養(yǎng)。司湯達的《紅與黑》中，于連去市長家里做家庭教師，他問德·瑞那夫人，吃飯的時候，他坐在哪里？德·瑞那夫人回答于連，他和主人坐一個桌子。于連才答應了應聘。即使做仆人，于連也不失自尊。高加林和巧珍分手時，雖然內(nèi)心也撕裂過，可他最終還是放棄了愛他的巧珍，他的人格黯然失色了。另外，高加林的“成功”少不了權(quán)力的加持，并非只是奮斗的結(jié)果。高加林之所以能離開黃土地到了縣城，還是得力于地區(qū)勞動局一把手的叔父，雖然他的叔父沒有出面為他走后門，可他的叔父默認了縣勞動局副局長的操作。對于權(quán)力，路遙是很清醒的。當民辦教師的高加林被拿下，是權(quán)力的作用；高加林能走進城，也是權(quán)力的作用。對權(quán)力的操弄，路遙看似只是輕淡地寫了幾筆，可這幾筆就使高加林的勵志魅力減少了分量。

　　路遙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只是粗粗地翻了翻，沒有細讀，無話可說。我知道，《平凡的世界》自從出版以后，在全國的大學生中，閱讀量一直占據(jù)第一�？墒牵�有一個老評論家在讀了《平凡的世界》之后說，讀者對《平凡的世界》的喜歡是中國文學的悲哀。當然，對于文學作品，見仁見智，褒獎和批評都是常態(tài)。

　　（《文學自由談》2025年第2期）